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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嚴防境外疫情輸入,人民日報海外版點贊長

上海,坐擁浦東、虹橋兩大“空中國門”,已成為嚴防疫情境外輸入的前線,而長寧,毗鄰虹橋機場,又是一個有溫度和溫情的國際化城區。疫情以來,長寧人追星逐月,用責任和擔當,為上海壘筑起一道道嚴絲合縫、比肩聯袂的鋼鐵長城。如今的上海,安全有序,春暖柳綠,白玉蘭爭相開放。來看人民日報海外版的報道。詳↓

“各部門注意了!現在有兩架來自意大利和伊朗的航班馬上要進站……”

“上海已經準備完畢!”“江蘇準備完畢!”“浙江準備完畢……”

這是3月初以來,在上海浦東和虹橋兩大國際機場內,幾乎每隔幾十分鐘就要出現的一幕幕緊張而有序的場景。

“現在我們就是嚴防疫情境外輸入的前線,虹橋、浦東兩個機場每天光承接來自疫情重點國家的航班就達數十架次、人數最多時高達上萬人!”機場內,穿著防護服的上海海關防控人員一邊氣喘吁吁地奔跑,一邊翻著“地勤日志”介紹說。

“上海到了2月下旬就已經連續好多天新增確診病例為零了,哪想到2月26日寧夏發現了1例自伊朗輸入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患者在滬時間長,活動軌跡涉及86名密切接觸者,我們得立即對這些人進行醫學觀察和集中隔離。”上海市疾控中心應急處負責人黃曉燕說,“也正是第一個境外輸入病例的出現,把我們上海一下推到了嚴防疫情境外輸入的前線。要知道,浦東和虹橋兩個機場,是名副其實的中國重要的‘空中國門’!”

黃曉燕說著地道的上海話,“儂代阿拉告訴全國人民:放心好了!阿拉上海為大家守牢國門!”

自3月初以來,我一直在上海的“國門”前沿采訪,所見所聞讓我深切感受到這位上海老鄉說的話是可信的。因為——

上海人民用自己的精氣神,壘筑起一道道嚴絲合縫、比肩聯袂的鋼鐵長城。

作為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的國際性大城市,它已成為嚴防疫情境外輸入的前線。

“在我們面前只有一條路:嚴防死守到底,絕不出現一點漏洞!”上海人發出莊嚴誓言。

“歡迎回家!”從韓國大邱市來到浦東的崔先生在飛機落地后的第一時間,聽到中國防疫人員進機艙說的這第一句話時,激動地舉起雙手跳了起來。

“請問先生您是從何處來?來之前到過何處?在上海干什么?”

“我是韓國人,但我是回家來的!我孩子十幾歲了,是在上海出生的,我和夫人都在上海工作十幾年了!”崔先生用熟練的中文說。

“好。我們先給您測體溫,然后請您填寫入境信息卡……”這是入境后,身穿防護服的機場海關防控人員向崔先生等機上乘客提出的幾條要求,而后在查詢其護照及登機前幾天的“活動軌跡”之后,根據不同國度疫情情況及乘坐飛機前往中國之前的活動情況,在其護照上標貼不同顏色的標識。

車輪滾動,向浦東新區某酒店行進。在約40分鐘的路途上,崔先生細數了一下自己出機場的整個過程:過了十多道“關口”吧?他那顆懸空的心平靜了一半。其實,他還并不了解全部:那些普通境外來客在出關時,同樣需要經過邊防海關、航站樓和轉運等3道嚴格的檢查程序。

“我真的回家啦!”崔先生打開自家房門的那一瞬,高呼了起來。

“崔先生辛苦了!我們還有幾件事請您配合。”社區居委會工作人員說,“一,請社區醫生測溫和遵守相關居家隔離要求,因為你來自疫情重點國家,需要在家隔離14天;二,隔離期間,在生活方面和其他方面有什么要求,可以委托我們社區和志愿者來幫忙做;三,隔離時需要每天向我們報告你的身體情況。”

“行!只要你們說到的,我都會做好!”崔先生爽朗答道。

然而并非所有入境者都像崔先生那樣順利。而無論哪種情況,上海防控線上的工作人員都能做到既理解寬容,更認真耐心并一絲不茍地按照防控要求嚴格守好每一道關口。

這是3月初的某一天下午4時左右,虹橋機場一下來了數架從意大利、澳大利亞、韓國和美國飛來的航班。五組海關防疫小組6名工作人員穿著臃腫的防護服再度出現在剛剛打開的機艙,而此刻,他們已經連續六七個小時沒有喝一口水、沒上一回廁所了!

“流程”暖意融融。你有說得出的縫隙,我有拿得出的納米級匠心。

“是花木街道嗎?我是機場轉運中心,現在通知你們:你們的聯洋小區和牡丹小區有2位從俄羅斯來的意大利入境者和3名從韓國來的客人,要在半小時后到達這兩個小區,請你們立即組織接應和防控準備。”13日夜晚,駐守在浦東機場T1航站樓的浦東新區轉運組的幾位工作人員自3月5日入駐機場以來,這已經是第七個通宵達旦了。

自3月5日以來,上海全市組織了萬人隊伍,開赴浦東與虹橋兩大“國門”前線,筑起了“總指揮-總聯絡-駐場指揮-駐場工作組-各區縣(包括周邊省市區指揮部)”五級組織運行體系,而后又分設“海關-航站-安保-醫療-物資-轉運車場-特殊旅客安置”等十多個職能隊伍,形成“國門”口的戰“疫”體系。

與此相配套的是各區也針對所屬地區內承接的疫情重點國家來的入境者管理,對應設立了“指揮部-轉運中心-治療中心-集中隔離酒店-街道轉運站”等防控運行體系,而這一系統連同街道與社區人員有近十萬人,他們每天24小時,全天候地工作著,組成了防止疫情境外輸入的一道密不露縫的防線。這支隊伍的每一個人都清楚:從海關和機場到各區縣、到入境者所居住的小區,也許僅有一個小時的車程,然而這一過程中稍出一點差錯,后果將不可估量。

花木街道下面有個聯洋小區,是浦東新區第一個“國際社區”,在此居住的外籍人士達16000多人。這段時間以來,幾乎每天都有從疫情重點國家回來的居民。

“你們能保證小區的防疫萬無一失?用什么來保證讓人放心呢?”采訪花木街道防控指揮長、花木街道黨工委副書記李嘉寧時,我直截了當地問他。

“我用大數據回答你。”這位年輕的街道防控前方指揮長從容地打開他的“寶貝”,如數家珍地告訴我:“武漢疫情暴發后,我們街道就建立了一個大數據庫。我們街道管轄的范圍內,每一個社區、每一棟樓房、每一個樓道和每一個單元里,在哪個方位,房子結構是怎樣的,里面住了多少人,每個人的年齡和性別,他們是常住居民還是租戶、外籍人還是本地人,他們最近是在家里呆著,還是在外工作……我們街道掌握,小區的居委會掌握,防控小組掌握。如果他是隔離人員、外籍人員,那么我們還知道他是哪國人,何時來此,當天的身體狀況如何,甚至每日的體溫和生活供應情況、垃圾處理如何,等等,只要你說得出的事,我們都可以從大數據里找到。”

“也就是說,每一個可能和可疑的疫情,均在你們掌控之中?”我問。“對的。”李嘉寧說。

“沒有銜接上的任何縫隙?”我問。“當然有時會有,但我們會及時采取措施堵上,確保真正的滴水不漏。”李嘉寧說,有一個隔離者已經居家隔離12天了,但按照市防控領導小組新頒布的規定,她需要被集中到區一級的集中隔離點。可是這女士身邊有一個才兩個多月的嬰兒,我們動員她去集中隔離點時,她就是不去,說再堅持三天就到了隔離結束時間,現在去了她孩子誰管?這樣的情況確實很特殊。居委會書記一次次親自上門做工作,但就是做不通。

“必須守住這一環,不能讓這里漏出一滴水!”居委會的小丁書記白天派人在這位女士門口堅守,晚上由他親自值班。連續度過了3個漫長的寒冷之夜,一直等到這位女士隔離完畢并報平安時才撤了“夜班”。

“就在前天深夜一點左右,我正好在這里值班,突然接到聯洋小區居委會蔣冬梅書記求助,說他們地段醫院接到市里通知,要他們馬上在小區內找出前一天從伊朗經俄羅斯到浦東的一例確診者的兩名伊朗籍密切接觸者,并將其護送到區集中隔離點。可是地段醫院的醫生到小區門口后,保安不讓進。我與聯洋居委會的幾個職能部門協調,又馬上派出街道防控隊員前往小區協助行動。當120救護車把這兩名密切接觸者送走時,天已蒙蒙亮了。但到了早上,聽說‘昨晚有伊朗患者被拉走了’的信息后,許多社區居民著慌了。我們街道干部立即將那兩名密切接觸者的活動軌跡,在小區內進行了公示,又詳盡介紹了那例確診者的相關情況。小區居民這才放心。”花木街道防控小組副指揮長張曉山向我講了另一個故事。

在上海,像花木街道所在地的聯洋國際社區有十幾個,有些小區的外籍居住者比中國居民還多。如何防控,是整個戰“疫”最艱難、最繁瑣的工作,甚至有些看起來很小的生活瑣事,有可能就是一個“漏水”和“裂縫”的環節。

“我們有辦法。”李嘉寧說,“在所有的小區內,尤其是外籍人士居住的國際小區,每棟樓、每個樓道,都設了樓長和樓道長,他們負責每座樓宇和每個樓道居民的生活所需與防控事務。我們的所有居委會和小區在這之前已經通過調查并根據外籍人士的生活習慣與愛好,準備了足夠量的生活和食物清單,他們在隔離和正常生活的日子里,基本上都按照我們提供的‘菜單’按需購置。而小區的物業、快遞員、保潔員、保安等,還有巡邏員,都是24小時值班。”

“如此大的工作量,誰能擔當得起啊?”我覺得不可思議。“黨員、干部和小區的居民們!”李嘉寧說,“在疫情緊急時刻,我們街道和居委會的所有干部都沖到了前線,幾乎都是從大年三十堅守到現在,沒有一個人下過崗位。”

“這段時間,我們人手越來越不夠了。社區就先在黨員中、后來又在普通居民中請大家申報志愿者,有3000多人報了名。于是我們就將這支隊伍編排成上千個防控小組,每個小組由黨員領隊,他們編班排隊,分配工作任務,成為小區的防控城墻。”李嘉寧說。

市府防控部門的朋友發我發來一條信息,他告訴我,市領導剛剛給各區和兩個機場的負責人開會下達“軍令狀”:疫情境外輸入越來越嚴峻,上海必須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價,為2400萬市民守住“城門”,為14億中國人民守住“國門”,絕不能出現一絲一毫的漏洞。為此,特別提出要“嚴格依法防控、聯防聯控,措施要精準,流程要優化,預案要周全,工作要細密。確保環環相扣,無縫銜接。”

我給這位朋友回發一句問話:可不可以向上海以外的海內外朋友轉達你們說過的一句話:“上海可以讓大家放心?”

“當然!我們上海一定而且保證能讓大家放心!!!”他馬上回答我,并且加了3個感嘆號。

“上海是有溫度和溫情的國際化城市,所以我們愿意把家、把心都留在這里!”

多數人到上海的第一站,就是虹橋。因為它是上海最大的交通樞紐,年客流量達4.5億,平均每天有123萬多人次路過此地。虹橋還是中國改革開放后誕生的第一塊國際招標批租地、第一批國家級經濟開發區之一、第一家國際級專業展貿中心等等“中國第一”。

3月12日,我來到這里。現在它正式的名字叫“虹橋街道古北國際社區”,居住著外籍人士28000多人,其中韓日籍占60%,歐洲人士20%,其余為港臺人士。“我們古北社區居住的外籍人士數量在全上海最多,有‘小聯合國’之稱。”正帶領街道干部和志愿者在古北社區幫助防控工作的虹橋街道黨工委書記胡煜昂介紹說。

一到社區門口,就遇上了給我測量體溫的一對韓國父子。“這里是我家,家里有了事,就要出來幫幫忙。”文先生語氣中帶著真情,“我們韓國前陣子疫情嚴重的時候,上海朋友包括我們古北社區的人聽說后,通過我和其他居住在這里的韓國人支援大邱市等地方。現在我們古北社區面臨的防控任務重,我就跟兒子一起報名參加這里的志愿者,每天出來值幾個小時班,很開心,也很驕傲。要感謝中國,感謝上海,給了我們一個安全幸福的家。”

“這個小包叫‘防疫融情包’,凡是居住在社區內的居民人手一個,一進門就可以知道如何做好自我防疫。”“80后”的榮華居委會第一書記盛弘,遞給我一只小包。“你看,它有不同語言。”

我打開小包,首先看到的是一張由虹橋街道所在的上海長寧區政府致全體外籍人士的一封“疫情告知書”,上面寫著上海市自3月3日起對來自境外疫情重點地區和國家的人員實施居家隔離醫學觀察的要求,以及隔離期間的相關事宜和隔離人及家庭在醫學、自檢和生活等方面的聯系電話。最后有句話很溫馨:“讓我們共同守望、齊心協力、共克時艱!希望您安全度過隔離期。”

“僅憑一個感情包是遠遠不夠的。用我們社區干部和志愿者的話說:你還得每天靠一雙腿去跑。”盛弘指了指身邊的社區醫院醫生張夢嬌說,“你問問她現在一天跑多少步?”

瘦弱的張醫生羞澀地說:“2萬到2萬5步吧!”張醫生她們是穿著十多斤重的防護服在小區各棟和各個樓道里上下奔跑呵!

“必須這樣,而且你還得提起精神來跑。”張夢嬌醫生告訴我,“3月3日上海第一天開始對境外疫情重點國家實施隔離后,當天我們負責的社區就有280人從韓國和日本回到這邊社區,這么大的工作量從前沒有遇到過。社區醫院50個人全部出動,挨家挨戶去核對和做好上門防控服務,基本上每個人都需要花半小時以上。這一天我們共上門169戶,對365人進行了防控相關醫務工作。那整整十幾個小時里,我們既不能脫防護服,又不能吃飯,上廁所也不行,所以得戴尿不濕。”

“對我們來說,最初碰到的困難還有語言不通,只能靠臨時現學的幾句‘塑料英語’去跟外籍人士對話。這兩天古北小區共有516名境外人士需要做醫學觀察,我們現在是安排10個醫生每天負責上門兩次對他們進行檢測。”張醫生說。

這就是今天的上海,安全有序,春暖柳綠,白玉蘭爭相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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